梁建新，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多篇，独著、参著著作9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共三项，主持教育部，省社科基金项目八项，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鉴定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海商海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曾获湖北省社科成果二等奖，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成果三等奖。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文化”一词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概念抽丝剥茧地进行深入阐释，也没有系统建构“文化”的理论，而且大多情况下将“文化”一词与其他词连用，比如文化斗争、文化修养、文化水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思想的相关论述散落于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阐释中，也涉及哲学、宗教的论述以及关于意识形态批判，其中，围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所展开的话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表达的两个核心范式。学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已有较多论述，那么，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马克思恩格斯又阐明了哪些文化思想呢？

一、科学阐明“意识形态”概念的双重能指以恢复“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地位

据考证，最早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是法兰西院士特拉西，他沿着洛克的经验主义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心理学，创制出“意识形态”一词，用来指称“观念的科学”。他立足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将意识形态划分为四个层次，包括知觉、记忆、判断、意愿，这样，人类认知活动就还原成了人类神经系统对外界的生理性反应。特拉西试图遵循这一感觉主义的路径，将“意识形态”从形而上学的束缚摆脱出来，从而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观念的科学”。应当说，特拉西从主观上来说是想使人类的观念走向科学，反对宗教偏见，但是从意识形态本身的发展来看，却走向了特拉西主观愿望的反面，后来沦为虚假意识、烦琐哲学甚至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软国家机器。所以，当意识形态家们的空谈满足不了拿破仑的主观需要时，拿破仑就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意识形态家”，并将法兰西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归咎于当时意识形态家们的空谈。应当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与科学相对立的灰头土脸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中创制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科学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能指，从而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中性词。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将扭曲和遮蔽真实世界、颠倒存在与意识关系、脱离实际专事空谈的形而上学以及剥削阶级所编织的普遍利益的幻想称之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的代名词。现在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将意识形态归于“虚假意识”，其文本依据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 1893 年写给梅林的信中对“虚假意识”的代表性表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德国哲学为思辨而思辨，完全忽略哲学的物质生活根源，他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扭曲的、遮蔽的，他们只主张进行观念的斗争，拒绝进行改变现实的实践斗争，因而是脱离实际的“虚假意识”。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它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上层建筑，它既包括以政治与法律为代表的体现国家权威的国家机器，又包括以哲学、艺术、宗教等为代表的观念与文化传统等思想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意识形式，这两者属于并列关系。比如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动力，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田园诗一般美好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并以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与开放性的现代性生产关系取而代之。要巩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统治秩序，就必须有新的国家机器的保障，既要创造出新的硬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又要生产出一整套为新的阶级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的软国家机器，这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这种软国家机器扮演着牧师的角色，发挥着实现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整合社会资源、引领社会价值系统的强大功能。马克思把这一类生产软国家机器的阶层叫作“意识形态阶层”，其生产者叫作“意识形态家”，其生产的产品就是“意识形态”。

二、文化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同样是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同样不可或缺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哲学脱离实际、天马行空、高谈阔论，他们陶醉于观念的批判，拒绝改变现实制度的斗争，因而是在哲学和思辨中经历和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物质的力量仅仅用批判的武器是无法摧毁的，必须诉诸武器的批判才能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以文化、哲学、宗教等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批判同样是举足轻重的，只要科学的理论被革命的群众所掌握，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云里雾里的高谈阔论，而是成为革命实践的直接组成部分。

三、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这一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既占有一个社会的物质力量，也占有这一社会的精神力量

一方面，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自然有一整套维护其利益与统治的意识形态说辞，即将其诉求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这是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一贯行为，这就使意识形态的经营与运作呈现出抽象化普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使意识形态摆脱了“虚假意识”的形象而走向中立，而具有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的含义，因为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取代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经营好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意识形态，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面貌取决于其民族属性与阶级属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本身还有众多派别和阶层，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即使统治阶级可以控制社会的精神生产，形成集中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只是文化的形式之一，统治阶级不可能控制一切文化形式，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总是同时存在，多元、自足的文化总有生长空间。

四、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都属于劳动分工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在这里，马克思立足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认为精神与意识可以摆脱实际功利的需要而进行自我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与文化世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这种分工深入到统治阶级的内部就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也分为思想家与实干家。马克思指出：“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思想和幻想。” 实际上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机制问题，大概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提供思想和幻想，而不善于思想和幻想的实干家将这些思想和幻想发扬光大，把这些思想和幻想变成代表全体利益的、唯一合乎理性的思想，最终使这些思想和幻想成为全民接受的普遍观念，文化领导权就这样得以确立。

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但是文化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

发挥文化建设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反作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 1858 年手稿）》中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列宁逝世后，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情况，尤其是在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中显得尤为明显。如对人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和教育过程中出现了弱化甚至疏忽的问题，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审查过程中缺乏敏锐性，使得一些“非正式组织”的“地下刊物”得以出版发行，这使得苏联一度出现了以“重评历史”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极大地瓦解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作为立党立国的“定盘星”，必须毫不动摇地、旗帜鲜明地加以坚守，唯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够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程序化、规范化、长效化，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共识、汇聚精神力量的功能。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